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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了解原告先前的工作经历，并非只有娱乐消遣用途，而是与其能否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密切相关。

虽然《条例》就撤回同意条件下的删除权规定得更明确，但是对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删除问题，既有规则并非全然无力。[63]这种画像行为要预先得到被画像者的同意。

使用此类设备必须基于合法目的并以用户知情为前提。相反，如果媒体永远只是用某某某来指代当事人，亦不详述其所来自，那么，不但报道难以激发公众的阅读兴趣，甚至连媒体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媒体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人们不想使用一项服务，就应该可以顺利地清除其形象(profiles)。当争议的对象转换成媒体报道的正当与否，问题的语境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里已经不再是公民与某家银行、协会、旅馆或电商之间的民事交易语境下的意思自治与否，而是涉及新闻报道自由对人格利益的侵入问题。[8] 上述由OECD指南确立并得到广泛接受的原则同样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采纳，删除权亦成为我国法下诸项个人信息权利的组成部分。

[60] 由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其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集，故当事人的人格保护应让位于信息自由，互联网上的旧报道原则上应允许其以原貌存在。媒体服务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是公众了解其关心的问题及事件的渠道，对于自曝于公众视野的人，对于自愿或偶然卷入公共事件的人，媒体往往予以描绘。甄别、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也成为执法检查的一个重要功能。

在加拿大，协商，包括中央与州政府之间的协商，对于行使国家权力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形式。[69]《未成年人保护法报告》(2008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8年第6期。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这一问题也已成为重要的关注点。[46]然而，对于身为执法者的地方政府而言，粗疏而不接地气的全国性法律的用户体验并不友好——因其难以解决执法者所面对的具体问题。

检查组发现，一些法律的实施中普遍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43]参见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载《宪法研究》(第十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625页。

根据宪法以及《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本级一府两院的工作。[26]《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1999年)。[90] 尽管本文所展示的可能是一幅个性化很强的央地关系图景，但它的客观存在也提醒我们，像单一制这样大而化之的概念已无法涵盖和解释鲜活多元的现实。其中，检查对象的错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24]有的同志则主张，由于法律在全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下级一府两院可以作为执法检查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受益、寻求双赢是促成合作的坚实基础。除了相对清晰的立法权分配规则之外，州与联邦之间在很多领域上缺乏明确的管辖权规则。[66] (二) 分享和推广地方有效的执法经验 从理论上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是一体施行的，除非法律对某些地方通过特别授权赋予其执法自主权。

地方政府也经常通过异地学习考察等方式取经，而且这种学习也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空间。在此过程中，省级人大常委会也会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力量向本级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督促政府解决制约执法顺利进行的问题。

其一，是执法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缺乏制度性保障。[35] (二)地方的诉求：执法条件的配备、立法的完善 1.执法条件的配备、成本的分担 在现阶段，我国的立法仍然处于不计成本的阶段。

进入专题： 执法检查 央地关系 合作型联邦制 。在信息获取和传播极其便捷的当下，了解其他地方的管理及执法经验并非难事。[14] 上述两位教授的方法论反思对于重述央地关系有着启示意义，尤其是对央地合作可能性的强调。《〈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律的报告》(1993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3年第7期。[25]参见李秋生：人大执法检查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人大研究》1997年第12期，第4—8页。……[77]1996年，常委会也曾要求有关省、市之间要从大局出发，加强协作，……共同保护好城市水源。

[70] 常委会有意识地在执法检查报告中主动将某些地方的经验加以推广。[53]有时，地方还会反映其自身制定配套性立法的难处，进而要求加强中央立法。

二、互惠：中央希望的执法与地方想要的立法 在央地关系框架下，执法检查所体现的第二种行为模式是互惠。[56]参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报告》(2000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0年第6期。

[2]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批学者开始对央地关系尝试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并主张我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联邦制。[8]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之间通过共谋瓦解中央权威也并非罕见。

关键词:  执法检查 央地关系 合作型联邦制 互益 引言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如何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国内政治的主要课题。[48] 地方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要求提高具体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其二，是专项执法经费，特别是执法人员的工资待遇等保障的缺失。在诸多联邦制国家，已经出现了与一种与执法检查相似的中央地方合作模式——合作型联邦制。

[63]再次，是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为方便叙述，此类执法检查报告将简写为《***法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将简写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74]例如，在2000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执法检查中，常委会在分别介绍上海、南京等地不同经验之后指出，只要不违反宪法以及该法的基本原则，各种改革尝试都是容许的。[38]例如，2010年《农业技术推广法》检查报告曾提出，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不低于全县农业技术人员总编制的三分之二，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

[4]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则试图在宏观的官僚体系框架下从行为主义的视角剖析央地关系。[13]苏力教授通过重读《论十大关系》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统一建国及革命政权转型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尽管协商办事进路本身存在的非制度化因素多少带有人治的色彩。

具体而言，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在刑事案件中不被直接适用。执法领域产生的负外部性经常会溢出行政辖区边界，产生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再加上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各地政府在事实上享有较大的执法裁量空间。在执法检查领域，已经出现了与单一制大相径庭的合作型联邦制的端倪。

[24]参见陈勇：关于执法检查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第61—66页。从实践来看，这样建议和监督措施通常也能够获得行政系统的理解和积极回应。

[64]参见《〈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律的报告》(1993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3年第7期。[59]在《矿产资源法》检查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审批，无偿获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使那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也能够持证采矿，从而导致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毫无科学合理开采而言，既浪费和破坏了矿产资源，又造成了污染，损害了生态环境。

《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组发现，有的保护落后，搞市场分割，禁止外地某些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对当地制售伪劣产品行为采取放任态度，致使真货斗不过假货，名优产品斗不过伪劣产品，也使一些大案要案难以查处。[66]《专利法报告》(2006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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